首先，发展是变革的函数，产业结构的“固化”会导致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徘徊不前。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产业结构，使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先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发达，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提升就是创新。这种调整和提升是内生的，是市场机制使然。通常是某一企业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率先创新并获得超额回报，其他企业纷纷跟上，诞生了一批相关产业和企业，利润随之被平均化，并实现了一个新的层次的均衡。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又有企业率先创新，再一次打破已有的均衡，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更高的均衡。率先创新者获得超额回报，落后者被无情淘汰，进而结构得以调整，经济随之发展。这个过程永不会完结。

　　其次，只有结构效应和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分为水平效应和结构效应。水平效应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平面地扩展和重复既有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此来发展经济。结构效应是通过创新，提升产业、产品结构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人们通常还用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表示结构效应，用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表示水平效应。

　　一国在发展的初期，由于产业空间大，因而更多采取水平效应的发展方式，表现为上项目、铺摊子。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产业空间相对饱和，过去外延的、粗放的生产方式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就必须转向结构效应，即通过创新和产业、产品结构的提升，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经济。一国经济的长期停滞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产业结构长期没有提升的结果。

　　发展之初的水平效应通常与模仿相伴。这就是后发优势。模仿会在最初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显著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模仿的边际效用会急剧递减。如果创新跟不上，结构不能得到及时调整和提升，经济发展就会因缺少新的主导产业而难以持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拉美一些国家的情况。

　　最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是创新、调结构。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已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必须持续加油，即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寻求新的主导产业，以使中国经济适应变化了的约束条件，持续地高质量地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则

　　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效率原则，即在给定的条件下所有资本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类资本的边际效益相等，马克思称之为平均利润，不存在某一两个产业能够获得高额的、不正常的利润（例如当下的房地产和某些金融衍生产品）；也不存在对于经济社会来说十分需要却利润稀薄到难以生存的产业（例如当下的一些制造业）。当然，最佳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结构调整需要尊重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这也是原则之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大厦的根基，马克思称其为生产性劳动，其他的劳动为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产生是由于生产性劳动效率提高使然，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我国目前存在着群众运动式地、拔苗助长地发展服务业的现象，这是对配第·克拉克定律及库兹涅茨相关论述的误读。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会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依次流向第三产业。库兹涅茨也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会下降。在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会提高。在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会降低，服务业的贡献会越来越大。人们常常忽视了这个变化过程是有条件的：第一、第二产业效率的充分提高，是发展第三产业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不仅没有否认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是以坚实的实体经济为前提的。没有智能化的制造业，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服务业。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的基础，一窝蜂地发展服务业，就只能是餐饮、休闲等低端服务业，进而造成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结构调整的过程还需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中国经济以往的成功，在于发挥了亚当·斯密、李嘉图式的传统比较优势，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几乎都是这样。然而，这样的比较优势原则显然不能解释自然条件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或地区为什么能变不利为有利，继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不能解释更多与要素禀赋无关的企业的兴起，不能解释全球绝大多数贸易为什么会发生在条件相等或要素禀赋没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之间。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具有了知识、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一国经济要持续地、高质量地发展，就不能陶醉于传统的比较优势，以至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要适时地塑造新的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红利的逝去并不是坏事，它会逼迫我们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怎样才能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

　　重点是通过健全的市场经济去调节。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结构调整，其之所以成功，基本上都是靠市场的力量，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就是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寻找生存、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优势不在于预见产业的方向，更不在于预判和规定哪个产业必胜，而在于创造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让各种产业和创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当年福特开发汽车产业不是美国政府调节的，比尔·盖茨、乔布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产品的开发也不是美国政府号召的，李书福、马云们所开发的行业也不是当地政府调节出来的。

　　当然也应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国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历史。东亚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比较广，特别是在产业政策上。然而到了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时期，就都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了市场。究其原因，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各种信息以及产业结构比较简单，政府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市场主体的信息并加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产业更为精细，关系更为复杂，产业发展的方向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就需要直接活跃于最底层、最前线的企业去探索方向。此时，政府的作用在于努力建立一个优胜劣汰、激励创新的体制，产业政策应该有利于竞争，而不是具体指出产业方向。

　　一国的中央政府是可以高瞻远瞩地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但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的设计上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地方政府有特殊的利益诉求，会脱离实际，拔苗助长地发展时髦产业，也会为了GDP而保护落后产业。

    此外，我国还需要抓住经济下行期的机遇，充分利用兼并、重组等市场经济的机制来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危机也是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在经济发展到下行期时强制性地淘汰落后。人类经济的发展是由一个一个的周期连接起来的波浪式的发展，没有下行期的淘汰落后，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和高潮期的创新发展。创新是淘汰中的创新，当该死的细胞死不掉，该活的细胞活不了的时候，这个机体是没有活力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是结构失衡，但治理痼疾一定要慎言刺激，一是因为所谓刺激往往是在复制原有的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是解决速度而非结构问题；二是因为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往往递减很快，一开始用宽松的刺激性政策似乎还有点儿作用，但因为刺激性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使结构问题更严峻了，再用刺激性政策解决速度问题，就需要更大的流动性注入；三是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帮助交易的，不宜作为经济政策，中央银行的操作只是发出一笔笔贷款，这些货款对于有技术、产品和市场的企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本该被淘汰的产业和企业而言，它的作用只是延缓了破产的时间，还可能阻止新的竞争者的诞生，从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